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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瑛如（新竹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教育權是每個國民受保護的基本生存權益之一，
而特殊教育的推展則為一個國家經濟進步的指標。
身為特教教師，長期面對弱勢團體，
深切感受到特殊教育常被一般大眾視為無經濟效益，
被社會所漠視。
因為再怎麼教，孩子進步的潛能似乎有限。
由於不受重視，間接侵犯了特殊孩子的受教權益，
或是基本教育態度轉為同情與憐憫，
而未能考量教育的基本目的為期待孩子成為一個幸福的人。
所謂「幸福」，須符合至少以下三要點：
（1）可控制自己想控制的生活事項：
例如教導智障與多障者生活自理能力；
訓練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者有效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等。
（2）能做好或睿智的決定：
能有足夠知能做足以受到社會肯定，
並且自己能心安執行的決定。
（3）能對所下的決定負責：
對所做的決定願意負責且能負責。
用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說，
就如我們一般人想買一件物品時，
有能力讓自己去看各類型物品
（控制自己想控制的生活事項），
有足夠知能判斷物品的好壞與適合與否
（能做好或睿智的決定），
決定要買後能有足夠財力負荷
（能對所下的決定負責），
這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但若中間缺了任何一個環節，
可能都會讓我們覺得幸福感降低。
對特殊孩子而言，
藉由特殊教育所習得的知能，
使其能在社會中得到接納與尊重，
過有尊嚴的生活或是能適性發展，
才是符合人權保護需求的幸福生活。
近幾年來，隨著臺灣經濟成長速度趨緩，
特殊教育經費的成長也無形中受到限制，
過往認為特殊教育是浪費而應優先撙節的想法又慢慢升起。
然而大家或許不知，
資優教育是特教的一環，
目的是有系統的培育資賦優異學生，
但有些學習障礙者則是屬於智力正常的偏才，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美國前總統雷根、
演員湯姆克魯斯等都屬這類人；
對偏才型的學生，
如果能好好教育，放對位置，就會是人才，
但如果放錯位置，則可能看起來一無是處，
並會對社會造成大妨礙。
以智障學生而言，
暫且不論人權保護及《憲法》所保障的教育權概念，
筆者也認為，他們是屬於教育經濟學裡邊際效益很高的一群。
因為把智障的孩子教到可以獨立生活，
則照顧他的大人可以脫離他去工作，
就算用最低工資每月近新臺幣一萬六千元計算，
二十年下來，
也可以為社會創造好幾百萬的經濟效益，
還不算他的父母婚姻可能因有教育支持系統而得以維持，
或是他的正常手足可以在正常環境成長，
不因身障手足影響未來家庭生活等邊際效益。
同樣的道理，我們要花錢教育情緒障礙兒童，
還是要日後將錢花在監獄、療養院及各類受害者補助上？
若就金錢花費的邊際效益而言，
當然是用在教育上的事先預防與養成，
會比事後盡人事的彌補要高得多。
近年來，由於政府財政日益困難，
使得特殊教育相關政策的推動也更顯得艱辛，
例如早期療育支持系統的資源越來越少，
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增設資源班也越來越困難，
缺乏經費成立輔導情障孩子的整合平臺，
國小輔導室未能有專任輔導教師編制，
讓孩子可以從小有好的輔導系統支持……。
教育政策的缺失可能要十年後才看得到，
現在在特殊教育上減少投資，
也要等我們未來被龐大的福利預算壓垮及社會付出高昂成本時，
才會痛自悔悟；然而，
特殊孩子的人權保障及原本可能的幸福卻已一去不再回。
記得有一年母親節，
我看到過動兒媽媽拿著政府單位致贈的康乃馨，
卻流著眼淚說：
「我寧願政府把所有買康乃馨的錢聚集起來，
用在可以幫助過動兒度過學習困境的政策上。」
美麗的康乃馨很快會凋謝，而孩子的困境卻會永遠存在。
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在政府大力呼籲改善治安的同時，
是否該深思：
有好的經濟才能有好治安，
而要有好經濟必須有好的教育。
在高呼人權立國的同時，
我們必須對特殊教育投注更多心力與經費，
有更明確的短中長期目標，
將經費用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保護特殊孩子的人權。
教育權是每個國民受保護的基本生存權益之一，
而特殊教育的推展則為一個國家經濟進步的指標。
身為特教教師，長期面對弱勢團體，
深切感受到特殊教育常被一般大眾視為無經濟效益，
被社會所漠視。
因為再怎麼教，孩子進步的潛能似乎有限。
由於不受重視，間接侵犯了特殊孩子的受教權益，
或是基本教育態度轉為同情與憐憫，
而未能考量教育的基本目的為期待孩子成為一個幸福的人。
所謂「幸福」，須符合至少以下三要點：
（1）可控制自己想控制的生活事項：
例如教導智障與多障者生活自理能力；
訓練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者有效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等。
（2）能做好或睿智的決定：
能有足夠知能做足以受到社會肯定，
並且自己能心安執行的決定。
（3）能對所下的決定負責：
對所做的決定願意負責且能負責。
用一個通俗的例子來說，
就如我們一般人想買一件物品時，
有能力讓自己去看各類型物品
（控制自己想控制的生活事項），
有足夠知能判斷物品的好壞與適合與否
（能做好或睿智的決定），
決定要買後能有足夠財力負荷
（能對所下的決定負責），
這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但若中間缺了任何一個環節，
可能都會讓我們覺得幸福感降低。
對特殊孩子而言，
藉由特殊教育所習得的知能，
使其能在社會中得到接納與尊重，
過有尊嚴的生活或是能適性發展，
才是符合人權保護需求的幸福生活。
近幾年來，隨著臺灣經濟成長速度趨緩，
特殊教育經費的成長也無形中受到限制，
過往認為特殊教育是浪費而應優先撙節的想法又慢慢升起。
然而大家或許不知，
資優教育是特教的一環，
目的是有系統的培育資賦優異學生，
但有些學習障礙者則是屬於智力正常的偏才，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美國前總統雷根、
演員湯姆克魯斯等都屬這類人；
對偏才型的學生，
如果能好好教育，放對位置，就會是人才，
但如果放錯位置，則可能看起來一無是處，
並會對社會造成大妨礙。
以智障學生而言，
暫且不論人權保護及《憲法》所保障的教育權概念，
筆者也認為，他們是屬於教育經濟學裡邊際效益很高的一群。
因為把智障的孩子教到可以獨立生活，
則照顧他的大人可以脫離他去工作，
就算用最低工資每月近新臺幣一萬六千元計算，
二十年下來，
也可以為社會創造好幾百萬的經濟效益，
還不算他的父母婚姻可能因有教育支持系統而得以維持，
或是他的正常手足可以在正常環境成長，
不因身障手足影響未來家庭生活等邊際效益。
同樣的道理，我們要花錢教育情緒障礙兒童，
還是要日後將錢花在監獄、療養院及各類受害者補助上？
若就金錢花費的邊際效益而言，
當然是用在教育上的事先預防與養成，
會比事後盡人事的彌補要高得多。
近年來，由於政府財政日益困難，
使得特殊教育相關政策的推動也更顯得艱辛，
例如早期療育支持系統的資源越來越少，
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孩子增設資源班也越來越困難，
缺乏經費成立輔導情障孩子的整合平臺，
國小輔導室未能有專任輔導教師編制，
讓孩子可以從小有好的輔導系統支持……。
教育政策的缺失可能要十年後才看得到，
現在在特殊教育上減少投資，
也要等我們未來被龐大的福利預算壓垮及社會付出高昂成本時，
才會痛自悔悟；然而，
特殊孩子的人權保障及原本可能的幸福卻已一去不再回。
記得有一年母親節，
我看到過動兒媽媽拿著政府單位致贈的康乃馨，
卻流著眼淚說：
「我寧願政府把所有買康乃馨的錢聚集起來，
用在可以幫助過動兒度過學習困境的政策上。」
美麗的康乃馨很快會凋謝，而孩子的困境卻會永遠存在。
孩子的成長不能等，在政府大力呼籲改善治安的同時，
是否該深思：
有好的經濟才能有好治安，
而要有好經濟必須有好的教育。
在高呼人權立國的同時，
我們必須對特殊教育投注更多心力與經費，
有更明確的短中長期目標，
將經費用在刀口上，
才能真正保護特殊孩子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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